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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114 | 回复:0 好书共赏 > 《聊天记录》与互联网爱情:现代理念指向何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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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楼主 发表于 2019-08-14 14:09

如周嘉宁所说,千禧一代比起上一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呼喊“平权”“平等”“自由”的声音中长大,他们缺乏的并不是关于性别、阶级议题的反思能力,而是在具有这些理念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聊天记录》是爱尔兰90后作家萨莉·鲁尼的第一部长篇,在这部小说中,21岁的弗朗西斯和好友博比在一场诗歌表演活动上与作家梅丽莎结识,并受邀去家中做客,弗朗西斯由此认识了梅丽莎的丈夫尼克,并爱上了这个大她十几岁的已婚男人,在这对主角之外,其余人也都在各自的情感浮沉中感到茫然与不知所措。
在群岛图书出版人彭伦买下《聊天记录》版权的时候,这本书还没有在欧美市场出版,评论家Btr笑称彭伦的这种行为“就像是买股票”。事实证明,彭伦选对了股,《聊天记录》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英国出版界的关注,共有7家出版社参与了版权的争夺。《巴黎评论》将其评为年度最佳小说,并称“鲁尼精准地捕捉了当代年轻人的现状”。作者本人因这部作品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并凭借此书获得了2017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青年作家奖。
这部立足于爱尔兰社会的所谓“千禧文学”为何如此备受欢迎,并被西方和中国读者无差别地接受?小说口语化的写作是否削减了文学性或严肃性?日前,作家周嘉宁、评论家Btr和群岛图书出版人彭伦在上海静安嘉里中心·现代书店就此展开了一场以“对话框里的青春”为主题的对谈,为我们了解主人公弗朗西斯和尼克这场偷情背后的复杂性别议题与社会文化结构提供了一扇窗口。
《聊天记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与作者萨莉·鲁尼《聊天记录》: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Btr觉得“《聊天记录》是一本能带来愉悦感的小说”,周嘉宁也表示,不同于平日绝大多数的阅读体验,她在阅读《聊天记录》的时候并没有因为职业需要而预设前提或掺入大量分析,相反她认为这部小说“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容易让人在一时间忘掉自己的立场”。
Btr评价“鲁尼的叙事十分简洁准确”,因为你并不能在小说中找到繁复花哨的修辞和大段的人物心理描写。就像是劈开一道生活的口子让读者看到它的横截面一样,鲁尼将所有事件揉碎到了对话当中。
《聊天记录》一方面易读性确实很强,另一方面,弗朗西斯和菲利普在实习公司大声朗读糟糕的文艺作品的放肆不羁,拒绝持续工作和按部就班的生活赋予了小说反叛色彩,诗歌表演活动上的相识、主人公受邀拜访女作家并展开的生活的冒险,以及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又赋予了小说浪漫颓靡的气息。年轻读者似乎翻看小说的任意一页都能迅速地融入到人物的对话之中并获得某种共鸣。
但这也让小说陷入了被误解的危险境地,周嘉宁提到,她其实很早就得到了这本小说,却一度以为这只是一个和爱情有关的故事,于是将其搁置在了一边。对于活动现场的读者提问——这部充斥着婚外恋、同性恋、双性恋的小说是否“狗血”——周嘉宁表示:“狗血是和现实所对立的,而《聊天记录》反映的完全就是现实中会遭遇的问题,是一部非常‘现实主义’的小说。”
《聊天记录》活动现场(来源:上海译文)在小说中,梅丽莎发现尼克背叛自己后写长信质问弗朗西斯,却在信的末尾表示弗朗西斯的介入确实改善了尼克的精神状态,甚至再度邀请她来自己家中做客。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将梅丽莎的行为看作自欺欺人,实际上她也并非一个纯然无辜的受害者,也曾多次背叛尼克甚至和弗朗西斯的好友博比发生了关系。鲁尼并非想要通过混乱的人物关系夺人眼球,相反,她试图借此探讨在传统的家庭/婚姻的意义开始消解之时开放式婚姻的意义,以及我们能否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得到稳定的“爱与支持”。
此外,Btr还提到自己搜过《聊天记录》中的词频,“‘爱’出现了140次,‘恨’出现了90次,‘资本主义’也出现了7-9次。”这部小说所试图延展的或许要比我们表面看到的多。他还指出,主人公弗朗西斯因为叶芝支持法西斯而十分反感这位爱尔兰文豪,这或许也体现了弗朗西斯本人(或是作者萨莉·鲁尼)的共产主义倾向。弗朗西斯说:“我感觉我对财富漠不关心在意识形态上是健康有益的。我会去查如果把全球总产值按照人头平均分配,平均年工资是多少;根据维基百科答案是16100美元。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我都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挣超过这个数字的钱。”
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小说的“口语化”和“易读”而忽视其可延展的讨论空间,也并不能将这种“聊天记录”看成一种琐碎、无意义的存在。正如99读书人的编辑索马里在为《聊天记录》撰文时所言:“出于一种与阅读年龄成正比的狭隘,差点错过萨莉·鲁尼在文学界的崛起。当大西洋两岸的出版商们不约而同地把她推选为‘千禧一代’作家地标杆旗手——按照目前的趋势这几乎可成定居,我几乎抱之以一种故意的冷漠。”索马里写到,“直到后来看到鲁尼给她喜欢的女作家希拉·赫提拉的《母性》(Motherhood ,2018)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对她的直接好感,来自她最后在文中替作者(其实也是替我们,所有的女人)总结的那句:‘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母亲和无法成为母亲的人生都是一样的虚无。’让人忍不住对一个1991年生人的声音期待更多。”
互联网时代:失真的语言和藏匿的个体Btr提醒读者注意《聊天记录》的封面设计——弗朗西斯和博比的面孔都只显示了一半,并且分得很开,横亘在中间的是书名“聊天记录”。Btr认为小说虽并未刻意提及“互联网”,但它却无处不在,甚至已是千禧一代(或现代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注意到弗朗西斯在通过邮件等现代通讯工具与尼克调情时的状态,有无花心思组织语言,是否编辑了又删除。事实上,当语言以非面对面的形式被讲出的时候,这些呈现在屏幕上的文字往往因为缺乏具体的语境或是当事人的语气和表情,而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意解读的文本。在这个过程中,弗朗西斯与尼克之间误解重重,这些误解往往又在他们的当面交谈中得到缓解。例如在弗朗西斯因子宫内膜异位症住院打电话给尼克的时候,尼克对自己情人的处境一无所知,甚至开口就指责弗朗西斯行为的危险性并试图结束对话。
事实上,在小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现代通讯工具如何参与了我们的生活,并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通讯设备的即时性让它成为现代情感交流的重要工具,但个体又往往在这个过程中藏匿。弗朗西斯和尼克的聊天仿佛充满“竞技感”的“军备竞赛”。弗朗西丝认为“写信给尼克很轻松,但也有竞技感,令人兴奋,像一场乒乓球比赛。我们对彼此总是轻率又无礼。”“我起身敲了一封简短的邮件,祝贺尼克的演出,感谢赠票。我调整句子的位置,然后似乎随便地点了发送键。然后我再次把电脑合上,重新坐回地板上。”屏幕使真实的个体得以退居到一个看似安全的空间,我们永远无法看到对方呈现的全部,但往往这些被藏匿起来的情绪才暴露了个体的真实性。
屏幕使真实的个体得以退居到一个看似安全的空间,我们永远无法看到对方呈现的全部无论弗朗西斯本人承认与否,正是字斟句酌却又故作随意的举动暴露了她内心潜在的幻想与冲动,而这场看似“始料未及”的爱情实际上早就经过了主人公本人的一场排演。弗朗西斯通过聊天记录来揣测对方的近况和踪迹,会和好友菲利普根据尼克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加以评价,并将自己和他人的合照保存到文档里以便日后观察。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轻而易举通过社交软件等工具了解一个人,而这些信息并无法使我们获得对他人清晰明确的认知。就像Btr说的,在社交网络上,我们所看到的自己或是对方都是失真的,我们也并不能通过这种现代工具充分认识自己,它更多是以一种镜像的方式,以他者对我们的印象来寻求自身的指认。
除此之外,社交网络也放大了个体对自身的迷恋,我们观看他人,同时知道自己也同样被作为“他者”观看,并在这一观看和被观看的过程中深深沉迷于对自己的欣赏。如同弗朗西斯说的那样:“放学后我们经常躺在她房间谈音乐,谈论我们为什么喜欢彼此。这些对话又长又激烈,并且在我看来无比重大,我私下里会在傍晚凭借记忆把它记录下来。当博比谈起我时,我感觉像在镜中第一次看到自己。我也更爱镜子了。”她也会将梅丽莎拍的她和博比的合照放大到看得清脸上的颗粒,并对自己别过去看镜头的样子十分满意,觉得自己非常有个性。但这也恰恰暴露了弗朗西斯的缺点和当代年轻人的脆弱性,一个真正有个性的人是不需要努力依靠外在的特征去博得认同感的。
弗朗西斯或鲁尼:“摇摆不定的立场”在活动现场,有读者也从小说出发提到,声称“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有权利不爱任何人”的弗朗西斯实际上非常在意他人的目光,并希望得到他人的肯定。比如,她在对宗教、性别、阶级等议题高谈阔论、自诩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同时,也会留意尼克给她冲泡咖啡的瓷器样式;在梅丽莎表示害怕弗朗西斯会毁掉自己的家和她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的时候,弗朗西斯声称自己就想要成为梅丽莎,并渴望这种生活方式。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矛盾?叙述者的声音能够等同于作者的声音吗?在这本自传色彩浓厚的小说中,萨莉·鲁尼本人是赞成弗朗西斯的吗?
周嘉宁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鲁尼是一位非常年轻的作家,而她所受的教育背景和身处的媒体氛围中一直都不缺女性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声音,他们也总是很容易地能够以各种方式获得并赞同这些理念,并在反思和鞭策中将这些理念转变为自己的人生态度或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很容易预设自己的身份(比如一个女性知识份子)该树立怎样的态度,或者要求自己站在中产阶级的对立面,对父权制有所警惕等等。因此也可以看到,这些严肃的议题无孔不入地充斥在弗朗西斯们的生活中,甚至不断出现在她们作为年轻女性的日常对话里(而这也是千禧一代的写作者的共同点)。但是很难说萨莉·鲁尼(或者弗朗西斯)作为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意味,它只是作为一种理念先行的工具,至于这种“理想”在具体实践过程种如何开展,鲁尼(或者弗朗西斯)是不知道的。
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事实上,我们的确可以在《聊天记录》中看到,“共产主义”和“女性主义”就像被风雨侵蚀得破碎不堪的标签,贴附在弗朗西斯的身上,她会在生活捉襟见肘或是靠写作得到八百英镑之时轻易甩掉它们,甚至在内心深处呼喊出变成梅丽莎的渴望。但我们也并不能一味苛责这种摇摇晃晃的“女性主义”或者是“共产主义”,因为不能很好地弥补理念和现实的断层并非只是弗朗西斯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周嘉宁认为,鲁尼并不完全赞成弗朗西斯的观点不无道理,不然她也不会大胆地对弗朗西斯进行剖白,将她的脆弱和自欺欺人暴露得一览无余。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弗朗西斯漫长成长岁月中的孤僻与痛苦——她给女生抄作业只是为了被认可,她在缺乏朋友的时候自我安慰是自己的聪明让她曲高和寡,她试图变得坚强和独立,假装自己和博比一样迷人,却一次又一次地备受冷落。
在一个仍然需要足够“美、有钱、有爱”才能获得成功或是幸福的异性恋主导的父权制社会中,我们似乎很难苛责弗朗西斯的这种犹疑和摇摆不定。如周嘉宁所说,千禧一代比起上一辈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呼喊“平权”“平等”“自由”的声音中长大,他们缺乏的并不是关于性别、阶级议题的反思能力,而是在具有这些理念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但至于萨莉·鲁尼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贯彻这些理念,能否对阶级、性别等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并将理念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而非是悬浮在日常生活之上,周嘉宁表示,她期待能在鲁尼即将出版的第三本小说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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